为人类派遣使者们是安拉的最大慈悯之一。在描述派遣先知穆罕默德时，安拉说，“我派遣你（穆罕默德啊！），只作为对所有存在物的慈悯。”（21:17）
实际上，人类极其需要来自于安拉的这种慈悯。他们需要一个可行的典范以显示如何使自己的人生趋向取悦安拉。他们也极其需要这些使者们带来的知识。
若安拉意欲，例如，他会简单地以书写形式把他的信息启示在山边上。而他从人类中派遣使者有着巨大慈悯和智慧。这些使者有两个益处：（1）通过派遣人类使者而非直接沟通或书面语，安拉把他的信息从抽象形式转化为具体形式。使者对启示的实施是对人类实践的指导。这种指导不再是模糊的、人人可随意理解的一般性原理。不，启示被以具体和实用形式展现，并具有详细案例以便人类跟随。（2）使者们虽是人类中有特殊品格者，但他们依然是人。实际上，他们是为其他人设置的典范。因此，通过他们对神圣教导的执行，彰显了这些教义是可行的和人类力所能及的。没有人会认为正义是人类能力之外的事物；它在人能力之内，先知们的行为便是有力证据。
如上所述，人类急需使者所传达知识。知识分为两种，对人类都必不可少。
第一种知识是超自然知识，伊斯兰经典称之为“不可见（幽玄）”知识，涉及超出人类体验范围，人类只能通过来自于安拉的启示了解它们。这个领域包括有关安拉及其属性的细节知识、造化的目的、如何区分善恶、人类死后和后世中要发生的事件等。这种知识是宗教的核心，不把人生基于这类信仰条款，人类就不能正确生活。
然而安拉的引导不仅涉及这些事务。安拉启示给其使者们的引导也指导着人类的世俗事务。除了安拉使人轻易企及的技术事务外，人类极其需要安拉在其他方面的引导。只有安拉，创造者和裁决者，知道对人类最好的是什么。安拉说，“造化者难道不知道？他（对仆人）最善良和慷慨，也彻知。”（67:14）这点需做进一步阐述，因为它冲击着当代主流思维模式即世俗论的根基。
人类试图构建其经济系统、政治系统、国际法等等。虽然在这样做,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企图染指难以企及的事务。因此，即便意图良好，但结果会得不偿失。
在经济领域，内心的第一反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垮台。人们也应该审视资本主义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鸿沟。早期资本主义理论家设想了一种理论，试图产生“尽一切可能的世界”。然而其理论基于一种从没有和也不可能实现的臆断。他们假定了完全的竞争,完善的知识,自由的贸易等等。一旦这些臆断被违背，这是必然，就不会产生“尽一切可能的世界”。相反，他们会致使一个剥削世界，其中富人更富、穷人更穷。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最终失败并试图介入去拯救，只要“自由市场”是驱动力、利润是最终目标和需求驱使着生产，世界将远离“尽一切可能的世界”。因现代资本主义的“工具”——利息，欠发达国家每天有不计其数的儿童死亡，令人尴尬、哭笑不得。一些非洲国家被迫偿还债务，而难以顾及医疗和教育。当然，这种该死的利息是伊斯兰一直禁止的。
通常，截然不同于安拉启示，人为法律遭遇四个明显问题。首先，人类不断受到欲望影响。在古兰经中，真理总被与个人欲望相提并论。人或通过启示遵循真实而正确的真理，或追随欲望，包括人类声称为“好”的。例如，安拉在一节经文中说：“故你当依安拉所降示的经典而为他们判决，你不要舍弃降临你的真理而顺从他们的私欲。”（5:48）因此，人为法律中充斥着“自由”和“权利”字眼，而难以全盘考虑对社会和世界整体最好利益。也许酒和性自由是其最好例证。因为酒的合法性社会遭受了多大伤害和成本？由于酒，多少家庭被拆散？多少妇女被殴打？多少人在社会中不能发挥作用？然而，人们却不敢质疑喝酒的“权利”——实质是欲望。性自由也同样。例如，首先和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的艾滋病，使世界上生命和经济成本遭受了巨大伤害。实际上，先知默罕默德（求主赐福安于他）说：“非法性交不会在人们中蔓延为公众行为，除非人们从未经历过的传染病和流行病在他们中蔓延”。
即使人类超越了激情和欲望，他们必须要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巨大差异。社会学家意识到他们在走下坡路。他们没有用于检测其理论的实验室或真空。人生各领域的交互很广阔，任何人都难以完全研究。即使他们不带偏见，很多因素，诸如环境会扭曲他们的观点。有些人甚至怀疑真正真理能否由这种科学所决定。在《古兰经》中，安拉指出了人类的这种有限能力，“他们只知道今世生活的表相。”（30:7）如果这点被承认，说明人类需要来自于造物主的引导和知识，安拉通过其先知们下降了这种引导。实际上，据伊斯兰法学家，达到和实现人生的主要需求是先知们宣传的法律的基本目的和目标。
最后，世俗法律不能如同启示那么启迪人。这些法律缺乏有效的道德影响。换而言之，除了诉诸于暴力手段外，人造法律难以驱使人去遵从。然而，遵循使者所颁布的法律受驱使于取悦安拉和规避其愤怒的愿望。当这种感情深入内心时，任何事物也难于阻止人们跟随安拉的法律，其中没有诱惑、贿赂和金钱等。
作者的上述评论并非惊人之作或新作，明显的而合乎逻辑。那么问题是：既然这在逻辑上是人类最好的，为什么人类不回归安拉的引导和使者的教导呢？在当代，主流模式基于西方文明。西方文明，由于其历史环境，认为在“公共”事务中抛弃启示是明智的。有人或许说这可以理解，因为西方没有接收到过来自于主的原典启示。然而，一旦人们意识到神灵的启示是可得的、且就被保存在《古兰经》中时，希望更多人转向它并且由它来指导其生活。
总之，毫不避讳的事实是人类迫切需求通过先知们传达的知识，和他们所树立的榜样。